这点我非常清楚。但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样的药,我也茫然无知。
乡人大主席是乡党委成员之一,书记不在家,他就有责任接管行政事务。我和柳红艳一起去找人大主席,人大主席朱士珍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惊讶,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双手一摊,说自己正在忙乡政府人大换届大会,抽不出时间。
我原来就听说朱士珍一直想做书记,他跟柳权从来都是面和心不合。如果柳权在今年的换届中还占着这个位置,他就只能平调到县里某某局,谋一份闲职养老,政治前途从此烟消云散。
朱士珍也是当初强烈反对干部拉赞助的主要人物,只是敌不住柳权的强硬,只好硬着头皮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,也是至今还没有完成赞助任务的干部之一。
朱士珍的态度很明显地告诉我们,他不想趟这趟浑水。
我们垂头丧气从他办公室出来,他不管,我们不能不管。如果这些干部真的跑到县里去告状,影响不会小。
赞助的事,迟早会出事。我其实早在柳权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清楚了,我也曾经试着与他讨论过,钱不够可以找政府,如果强行拉赞助,一出事就不会是经济问题,会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。柳权的态度是九头牛都无法拉回的坚定,苏西乡通电的事是压在他身上十几年的心病,现在决心下了,即使前面是个地雷阵,他也要去滚一滚。
办法还没想出来,县里来电话了,询问干部在县里闹事的原因,说刘县长很光火,在常委会上点名批评了苏西乡的做法,并要派一个调查组来乡里,全面调查了解赞助一事。
我在电话里将情况汇报了一遍,表示赞助都是自愿的,没有出现强行的情况。何况,苏西乡通电心愿,不是几个人要搞政绩,而是苏西乡四千多号乡亲的心愿。
县里对我的辩解丝毫不为所动,要我准备一份报告,详细把这次赞助事件的起因、过程、结果写清楚,特别是拉了多少赞助,都是谁赞助的要搞清楚。
柳红艳急得要哭,嘴唇上冒出了水泡。
几个副书记和副乡长看到我就躲避,生怕我拉着他们生事。倒是朱士珍,来了几回,关切地对我问寒问暖,提醒我说,组织不会冤枉好人,但组织绝对不会允许超越组织原则。
他的话我多少明白一点意思,他的为人我现在也了解了一点,所以我谦恭地请教说:“朱主席,您看这个报告怎么样写?”
朱士珍背着手在我房间踱了几步,沉吟半响说:“赞助这个事,不是乡党委的决定。也就是说,不是组织决定。既然不是组织决定,那就是个人行为。组织不会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。这个你明白么?”
我摇摇头,我不是不明白,谁说这个不是组织决定了?事成了,是组织决定,出事了,是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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